[59]关于解释学立场、理论争议等的具体论述，请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冠宜译，台北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480页。
五、量化数据的不足 接下来看经验证据的问题。即便研究要素齐全了，还会面临着研究要素在抽象的理论世界和具体的经验世界之间不能转换或者转换不当的问题。
文章又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既需要法教义学研究的努力，也需要实证研究的努力——并且，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包含了对民间借贷相关的大量事实话题，而本文只能研究法官是如何认定利息的，如何计算四倍基准利率这个非常具体的司法实践的经验事实。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存在明显的理论应用乏力的问题。上文对实证研究三大类潜在问题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白建军关于程序是实证分析第一要素的界定。有些研究发现有积极影响，有些没有发现，但都没有说出为什么。最后是实证研究选题的异味，指的是把他国读者的知识口味当成中国读者的知识口味。
第二种是，有了研究论题，但跨过文献综述，直接利用不同类型的证据展开论证，并由此得出结论去回应论题。几乎在变量选择与操作的同时，量化研究者就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搭建统计模型了。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在政法领域，主要体现在四个转变上：一是从实现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向同步追求高品位物质文化生活转变，不仅希望吃饱、穿暖、住好，而且期待食品更安全、生态更美好、服务更均等、社会更和谐，盼望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50]在我国，美好生活不仅仅是公民个人权利的自由获得，更主要是国家的责任。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中国法治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二步，即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实现法治现代化，全面建成法治中国。在温饱问题被解决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这是以需要是否能得到满足来判断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35]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主体是否能够对客体进行正确的反映。
在讨论权利的本质时，有两种相左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选择，即权利的意志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2] 如上文所述，不仅其它方面需求满足的实现依赖于法治需求满足的实现，而且其它方面的需求也可以转化为法治需求，再者，法治领域也有其自身的需求。国家在给出美好生活的大致轮廓之后，必须保持和维护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一问题的开放性，只有开放出有关美好生活的公共讨论，让人民参与其中，才可能真正建构出一种中国式美好生活的法理图景。这样的需要，是正在实践的、具有现实依据的、而非凭空臆想的，是现实的、可实现的、而非虚幻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因此，我们要在学术的脉络下理解、以学术的逻辑阐释、用学术的方法分析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
具体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勾勒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隅图景。（四）法学学术新范式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还必然要求法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而法理思维恰恰触发了法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确认和实现人民的广泛自由和权利。其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权利本位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体的价值理念。
法理思维比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有着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思维空间，它把民主、人权、公正、秩序、良善、和谐、自由等价值精神融入法律，因而更具包容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公共理性。参见彭诚信：《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的评析》，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二章、第三章。
（二）坚持全面深化司法、政法乃至法治领域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5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他们还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因此，我们要高举法理的旗帜，用理性来充实法律规则的制定，用理性来校正法律规则的适用，以回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良法善治的理想之境。[1] 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这意味着，我们要着重处理的依然是生产与需求、发展与需求的关系，生产和发展依然是重点和中心。[53]参见朱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法治品质的全面发展》，《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2期，第2页。具体而言，人民并非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手段，更非现代化建设的手段，人民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和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的。
[58]参见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5月4日,第1版。笔者希望通过以下对美好生活的法哲学反思相关研究的梳理，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以期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在此基础上，此次论坛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在法治领域，即为更高公平、更高正义、更高平等、更高效率、更高秩序的法治。综上，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直接体现为对法治的需求这一命题在两种意义上可以成立：一方面，人民对其它方面的需求可以转化为对法治的需求。
通过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分析，对美好生活的法律制度表达、美好生活的法治实践呈现的研究和对美好生活的法哲学反思，我们认为，法律应该立基于人民共同的生活经验，体察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国家形成的期待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建成现代化强国，才能保证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
第四处：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惟此，人民才会真正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作为个体美好生活的事业。公平、正义、安全直接与法的公平、正义、秩序价值完美对接。从革命到后革命的时代变迁，带来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稳定建设和平发展这一政治重心的转换。
总结论坛上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可以得出的共识为：第一，需要和权利的本质在意志和利益的意义上是同构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56] 在法治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坚持法治的人民中心地位和人民主体价值，要做到如下两方面：一方面，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必须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研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36]参见注[27]，第43-45页。
[15]参见[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第二，美好生活命题和权利本位命题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主体的价值理念。要使法律为民所守、为民所用，不断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意识和行动。第二，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权力应以权利为界限，权力必须由权利制约。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有效的需要的驱使下，人能够将自己的欲求由观念的、潜在的东西变为物质性的、现实的存在。
[26]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要加快法治发展进度，加大法治改革力度，提升法治现代化水平。
[38]因此，黑格尔说：法的本质就是自由。这意味着，义务的设定和履行以权利为中心展开，权力的活动与行使围绕着权利来运作，权利是权力的目的，权利也是义务的目的，由此彰显了权利的主体和中心地位。
